中华昌氏宗亲会(筹委会) (2006-01-06)

在美丽的清华园里，记者如约见到了昌增益教授。宽阔的前额，自信的微笑，温文尔雅的举止，使他显得智慧而平和，一派绅士风度。没有过多的寒暄和客套，像是彼此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，采访在一种无拘无束、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。 
“要么就不做，做了就要做好，与众不同”—这是他的做事观。

不久前，昌增益在接受央视十套专访时，有记者问，你是不是从小就爱上生物？昌增益听了当时大笑起来，他告诉他们，在初中，他没上过生物课，到高中也没有，那时就只有数理化。之所以选择生物，是因为在界近高考时前三个月，得了胸膜炎，受过病痛折磨的他，本想学医，后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，想想生物跟医学比较接近，在姨父母的建议下，就这样选择了上让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事业。

更让人料想不到的是，直到高中，他才开始学习英语，大学生活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，他连普通话都说不好，以致常常惹得同学们发笑。

昌增益把这所有的种种不利都踩在脚下，并迅速描准了新的目标，直到今日，他说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要认认真真做好，持之以恒地做好每件小事，累积起来就成了大事。小事做不好，是做不了大事的。任何事情，要么就不做，做了就要做好，与众不同。

就是凭着这种个性，昌增益从一位不谙世事的农村娃成了今天的青年科学家。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他，那时候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，也不知道应该树立什么样的远大理想，长大后要从事哪种事业。然而，他却始终是一个好学生，他喜欢读书。读书，是昌增益中学时候唯一的爱好和追求。上初中的时候，每天都要走读，那时候乡村不通汽车，家里又买不起自行车，只有步行。学校离他的家很远，要走近两个小时的路，特别是到了冬天，天黑得早，放学后就要赶夜路，怪吓人的。但他从没有迟到旷课。1978年在他13岁的时候，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萍乡中学，但那时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。他记得，那时一个宿舍里住几十个人，睡的是地铺起床后把铺盖卷起来，原来睡觉的地方又变成了走道。吃的也非常简单。生活的简朴丝毫也没有减弱他上进的决心，反而增了他拼搏的勇气。他说，几十年来，就是靠拼搏一路走过来的。拼搏才能出成绩。在大学里，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。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；一个是78年龄最小的同学，他毕业后留校，之后去了美国留学；另一个是79级年龄最小的同学，四年中没回过一次家，后来也出国了。因此，昌增益把他俩当作榜样，他想，他是80级年龄最小的，他也要出国。就这样，他拼命地读书，广泛地阅读，涉猎了很多领域。放暑假了，在静静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，却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正忍着酷暑和孤独的折磨，埋头苦读——那就是当年的昌增益。

“不要问你的祖国会为你做什么，要问自己能为你的祖国做什么”——他引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表达自己的爱国观。

1985年，昌增益终于通过CUS—BEA项目，实现公派赴美留学的夙愿。 
CUSBEA(china-u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)是80年代中美联合培养生物化学和分生物学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简称，可以说“联合培养”是当时盖网罗中国最优秀人才的手段，也是80年代初中国学子通往留学美国之中的唯一通道。每年只有少数人能最终通过它获得留学资格。时至今日，还有不少中外学者慨叹；那些都是最好的学生啊！

然而，这个负笈海外却始终没有被美国同化的人，不但回来了，而且在美国的10年间，从未申请过绿卡。

1992年4月。昌增益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，直到这时，他才有机会仔细考虑自己的人生之路了。在别人看来，他学了热门专业，有多种选择：去做博士后，当助理教授？被聘企业？闯入生物技术公司？……一个个设想都能轻松变成实现，只要他愿意。不过，就在那时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一次又一次清晰地出现在他这位年仅26岁的博士脑海里：人生这样短暂，该怎样成就自己？“三十而立”四个字深深嵌在他的心里，掐指一算，只有四年了。

在经过冷静思考后，这一年，昌增益在美国家留学生刑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留学生的前途在中国》的文章。文章一开头，他就引用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：“不要问你的祖国会为你做什么，要问自己能为祖国做什么。”

他开始与一个个国内赴美的招聘团接触，并注意报章上的招聘信息，1995年4月，他在《人民日报.海外版》上读到了清华大学的招聘启事，这时他第一次知道清华有个生物系。喜出望外的他。随即寄出了个人简历及发表的论文，不久，他便收到了系主任热情洋溢的回信：“收到你的信非常高兴，我们非常希望你能来清华施展才干！”

正是这封信，使他对那所从未去过的大学生产生了好感。“虽然没有去过，却知道清华有不少名人，他们大多属于实干而非夸夸其谈的那类，应该比较适应我。”就这样，一则小小的广告，两三封短信的接触，几个自费的越洋电话，促他下了决心。而清华大学也打破了聘任教师必须经过面试、面谈的硬性规定，直接给在美国的昌增益寄出了人事处的“接收函”。

“你就这样跑回去，连个后路也不留，太冒险了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亲自回去看看？”

“你向他们谈了什么条件，待遇怎样？”

面对大家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他却说：“谈条件有什么意思？如果谈条件是为了物质利益，我宁可呆在美国；如果是为了干事业，我愿意就这样自信地回去。” 
他认为，社会是通过事情来评价人的。只有先做出来，让别人觉得你值。超过你的贡献与能力去要东西是不行的。说到这里，他惯于微蹙的双眉展开来，又露出常有的自信的微笑。

1996年1月，昌增益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清华。

“科学研究是天堂与地狱交织在一起的。它使你很失望、很痛苦、很疲惫，更多的又是给你兴奋、激动和快乐”——这是他的学问观

天堂与地狱论，是昌增益在博士答辩论文前言中给我们描绘出来的。他说，在做科研的过程中，很辛苦，很艰难，但科学是世界性的，一旦做出来就永远留在这里，这要让人兴奋好长时间。

在美国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，他常常是通宵搞实验。有一次，当他正绞尽脑汁在电脑上修改论文时，突然停电，由于没有保存好，所有内容一下子全部丢失，“当时的心情，难受、懊悔、还必须，难受、忏悔、痛苦，简直没法形容！”说到这里时。昌增益又豁达地笑起来，“说不定这样一来，因祸得福倒比原来写得更好哩！”他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位来自宁夏的研究生，千辛万苦写了一篇论文，结果被他全部推翻。“他呀，”昌增益说：“当时恨不得跪在地下哭，这没办法，科学研究，记远是诱人的艰难。

昌增益是清华大学里有名的严师，学生评价是，昌增益教授考试能过，其他的全能通过，记得有两位研究生因为考试要加分，缠过两次，昌增益说“考场如战场，死了就死了，岂有再活的道理，平时不好好练兵，现在再说什么都晚了。”这样的事以后就再没有发生。前不久，有位考生在网上发“贴子”问：报考昌教授的研究生怎么样？几个学生发言：很“牛”、有能量、很严。

昌增益在教会学生知识的同时，更要求他们先学会做人，他说，不学会做人再怎么聪明也是没有用的。优秀的科学家首先是建立在高尚的人格这个前提之上的。昌增益首先是这样做的。现在，在他的手下，科研经费是很多的，但他从来是公私分明，概念极强，即使是在寄东西的时候，如果是私事，一定要自己出钱。他表示，只要自己无愧就什么都不怕。

采访结束时，他说自己是从社会最底层出来的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，他要向更高的层次迈进！说到这里时，他的目光显得深邃无比。